香港人是不是狗？

几位大陆旅客去香港旅游，在地铁中一名孩子吃零食，一名香港男子说这名孩子违法，因为地铁上是不能吃零食的。孩子的几个大人（全是女性）向那位香港男人道歉。那香港男人不依不饶，按下地铁里的紧急按钮，招来地铁保安人员，保安人员对着这几个女性用粤语说：“我们香港地铁内是不可以吃东西的。”要将几位妇孺带下地铁。

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引发香港人认为中国大陆人不守法的议论。老实说，这类似的说法大约有20多年了，我也不以为意，直到中国学者孔庆东惊天一骂，才让我回过去看一遍视频。

看完后我忍不住骂：“我去你妈的。”这是神马里个东西的违法。小孩子吃零食，大人忙着道歉，这违法吗？那个香港男人对着妇孺不依不饶，硬生生浪费社会资源，“处理”这几位不断道歉的妇孺。这男人真的是男人吗？

接着孔庆东大骂香港人是狗。接着，香港前政务司长唐英年公开说，香港人不是狗。

孔庆东说他骂的是部分香港人。我觉得不必那么咬文嚼字，他骂的是香港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现象，那种欺软怕硬，内心试图保留已经不存在的对大陆的优越感。把这种有着奴才般的性格，骂成狗，也不是不可以的。而这种性格具有普遍性，是不是骂的部分人，就不必太较真了。

教授能不能骂人？孔子的后代能不能骂人？骂人是不是代表着不文明？香港小市民当然说不可以。可问题是，以前李敖不也是骂人的吗？柏杨不也是骂人的吗？现在大陆的学者孔庆东，就骂不得人？这不是内心深处认为大陆人不能骂香港人吗？这是典型的骂人歧视。

大陆人为何不能骂香港人？这都是大陆政府的错，因为为了统战，对香港只能说好，不能批评。香港人闹事，就千方百计哄着。大陆总理副总理去香港巡视，香港媒体就起哄着说要送大礼。

但是，大陆人民得问一下，为什么香港人闹事就得哄着，为什么总理去就得拿大陆人民的好处去送大礼？香港人可能不习惯大陆人这么问，可是这么问法，不正好是香港人嘴里天天喊的民主和自由吗？

原来，民主自由只有香港人可以有，大陆人有一点就不得了啦，要包围中联办，恨不得中国政府出手镇压孔庆东而后快。这是典型的自由民主歧视。

随着大陆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在文化水准上将渐渐显示出对香港人的优越感。孔庆东讲到的香港一些人被殖民惯了的现象，可以说是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香港人嘴里的“阿菜”、“表叔”，现在跟你们一样，坐而论道了，而且普遍香港人的文化素养，怎敌得过孔庆东，所有只有包围中联办的份了。

香港的报纸造谣生事、香港的媒体发表歧视大陆人的事情少吗？为什么大陆的媒体就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什么在大陆的媒体上就不能骂一句“狗”。这不是媒体歧视吗？

要知道，20年前香港人在大陆颐指气使的日子，真的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大陆人和香港人都有在媒体发表看法的自由，也一样有在媒体骂人的自由。台湾人能骂、香港人能骂、大陆人也能骂，这才是真正的平等。

孔庆东说，一些香港人是狗；唐英年说，香港人不是狗。究竟谁说得对，还是两人说得都对，又或者谁都没说对，就留给大家去讨论吧。

新加坡的创作窘境

上个星期，我去南大孔子学院出席了一个文学颁奖会，“南洋文学奖”颁奖典礼。虽然这未必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奖项，但新加坡还有人在文学做事，这本身具有很深的寓意。

这次获奖的有两位，据联合早报的报道，颁奖词说：“评委会认为，他们两位文坛前辈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多年来他们在推动新加坡华文文学这方面不遗余力，他们多年的努力不懈是一种难得的对理想的坚持，实践起来十分不容易，值得我们肯定。”

至此，“南洋文学奖”创办以来共有三人获奖。有趣的是，第一位获奖的是一位在研究新加坡马来西亚文学历史上较有影响力者。

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这三位获奖者虽然都有作家的头衔，也出版过一些作品，但三人却都是因为“推手”而获奖的，而不是因为其某篇作品带来了多么有意义的影响而获奖的。

文学奖原本是奖励文学作品的，本身是个推手。但推手奖励推手，这却无意间凸显了新加坡作品缺乏的窘境，同时正好说明推手起到的作用似乎并不大。

如果一个文学社会，推手推了半天，只能让推手来得奖，而却不见有了好作品的作家来得奖，这个社会的文学创作水平可想而知。而这正是这个奖项透露的真实无误的讯息。而“南洋文学奖”没有将这个奖项颁给“矮子里的长子”，宁愿颁给“推手”，也是智慧之举。

那天的颁奖礼上，南大前校长徐冠林的一番演讲却发人深省。他认为，新加坡正面临经济的转变中，这种转变其实需要文学创作的繁荣。徐冠林没有按照官式的捧场来发言，而是直接提出了新加坡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在这个场合，其实也是一种警醒。

那天，梁文福用了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和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来分析歌词反应的时代变迁。我得感谢文福，让我第一次知道这首陶喆的作品。

我在提问时段问道，陶喆这首歌其实是对《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批判，其实倒推30年，当时的《恋曲1980》就是质疑了传统的爱情观：“永远是什么？”陶喆的歌正好延续了30多年来，台湾流行音乐的批判精神。

我对台上的作家们说：“没有批判就没有文学。”

我的提问已经不重要，除了梁文福坦率地说出“新加坡人不习惯较为激烈的表述”让我信服外，其他的表述并不令人惊讶。我知道，批判不仅仅是政治的，政治的批判是最容易的批判，而文学的批判才是批判中最难的。

那不仅仅需要胆识，更多地需要人格和素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远离政治”，才说得通。

写诗的那些日子

当大学的同学GB在电邮里寄来这本“诗刊”扫描件的时候，是被震了一下。那是我们学生时代在学校出版的一本诗刊，可能也是当时理工科大学出版的第一本诗刊吧。

那里面有我的一组诗，但我不敢翻阅到那几页，我真的不敢再去阅读那些习作，无论它写得多么好或是多么不好。反正我不敢去看。

《逆光诗丛》的前言开篇写着：“我们眯缝着眼睛，转过身去……暗蓝的天穹中，浮动着点点星辰的银白色闪耀；我们默默地、默默地行走在一条幽长、幽长的古道……”

这段开场白其实当时就感动了我，作者是比我低一年级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就再没见过他，这是一个才情横溢的男生……

这本诗丛收录了当时学校中的五位作者的诗作。而从此，我们这所理工科大学，也因为有了文学的氛围而让我们深感自豪。可是，殊不知，当时我们其实经历的是一个伟大的文学运动时代，这样的时代，过去没有，未来是否还会有，真的无法预知。

虽然面临着高考的激烈竞争，但是那个时期我还是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记得山阴路那家新华书店（内山书店的隔邻），经常就有我排队等开门的身影。那一棵棵法国梧桐，以及书店旁边那家西餐馆，一个个瑟缩的身子，构成的画面，足以给任何一部电影使用。

反叛，如果我细胞里有任何一点反叛精神的话，就是那时候养成的。比如我读《红楼梦》的时候，就被贾宝玉的反叛所感染，我读《老子》的时候，我读到的依然是反叛。所以，那个时代，虽然在高考的压力下，我依然沉醉在刘心武的《班主任》的气氛中，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不就是当时许许多多中学生们的写照吗？当时还是中学教师的刘心武凭这篇小说一举成名，从此成了作家。而我却在其中的思索中，迎战高考。

当我带着极大荣耀走进这所大学的时候，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半年多，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种反思的氛围中，其中最活跃的却是在文学界。所以，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其实是在文学界，而当1989年文学沉寂之后，这个学术界都沉寂了下来。

我记得我们的图书馆的阅览室是设在中院，阅览室里最令人兴奋的是全国各省市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无论是南国的如广东、福建，还是西部北部中部，或者北京作家群所在的北京市，当时所有的作品必先在文学杂志上刊登。因此，那个阅览室让我读遍全国所有好作家的作品。除此以外，我也省吃俭用订阅了《北京文艺》（见证了北京作家群的风采，当然还有王安忆的处女座）、《电影创作》（北影厂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收获》和《诗刊》等。

那是一段令人神往的日子，作家们不断制造新的人物，同时抛出新的议题。学生宿舍熄灯后就每夜爆发激烈的辩论，这些值得另写一篇文章。

有一个傍晚，学校笼罩在一片红云中，我记得我在中院的阅览室里，翻开了一本《福建文艺》。福建当时没有很好的作家，因此这本杂志常常被我忽略。

但那一次我翻到诗歌部分……


四月的黄昏里
流曳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
在峡谷低回
在天空游移
要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
又何必苦苦寻觅
要歌唱你就歌唱吧 但请
轻轻 轻轻 温柔地

我从来没有读到过节奏感和画面感结合得如此完美的诗句，它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几乎就要念出声来：

四月的黄昏
仿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
也许有一个约会
至今尚未如期
也许有一次热恋
永远不能相许
要哭泣你就哭泣吧 让泪水
流啊 流啊 默默地


我翻回前几页，诗歌作者的名字映入了我的眼帘：“舒婷”。

那一起《福建文艺》刊登了舒婷的很多首诗歌。那是一种深刻嵌入我血液的诗句，那种节奏、那种感应，那种理念和叙事感觉，几乎是没有误差的。我毫不犹豫地将这期《福建文艺》的诗歌栏目里的所有作品都抄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抄写别人的作品。

那时候没有复印机、也没有扫描仪、手机还没发明。当然也没有互联网，根本无从查起舒婷的所有资料，所有的所有，就是那一行行诗句。

有一天，我们班每天开信箱的同学给了我一本我订阅的《诗刊》杂志，我翻开，第一首就是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第二首是他的《雪白的墙》，接着一串串名字……杨炼、江河、舒婷、顾城……

很少人知道，我翻开的这本《诗刊》划写了中国文学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地下诗歌”终于登上了国家级的“官方”杂志上，而这一批诗人，就是后来被称为“朦胧诗派”一群人。

我难掩兴奋地一首首读了过去。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那个刚刚结束一个世纪，来到另一个世纪的时候。文学，对我做了最好的诠释和注解。当我们翻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时候，那一个个里程碑似的作品，其实就是在我们汗臭熏天的学生宿舍或者中院的阅览室里进行的。

我相信，这一期《诗刊》里的作品，很快就流传开了，因为现在你遇到那个时代的人，都会告诉你《致橡树》或者《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或者《致大海》或者《珠贝，大海的眼泪》……

再有一天，我一个人走在了绍兴路上，那是一条洋房没有晒满衣被的小路，我曾在李安的电影中寻找上海当年的那些小路，当然没有。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是如此奢侈地走在这既有异国风情，又有吴侬软语的小路上。

我到绍兴路是要去上海文艺出版社，目的是要买一本该社出版的一本诗集，叫《双桅船》。这是诗人舒婷的第一本诗集。出版社的人很奇怪，居然会有人跑到出版社里来买。穷学生，掏尽口袋里所有的钱币，买了若干《双桅船》。当然，回到宿舍后，我只剩下了留给自己那一本，其余都被拿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宿舍楼上有位高年级的同学，也是跑去买了几十本，让全班几乎人手一册。不用说了，中国当时掀起了全民的诗歌运动。同学之间写信（那时没有电邮），夹着一首首诗歌，是很平常的事情。那时候起，有一段时间，宿舍里的同学也开始写诗，开始时很秘密地写，接着就开始相互交流了。

不仅我们宿舍，我们对面的宿舍、隔壁的宿舍，楼上的宿舍，都在写诗。再接着，各个系负责的黑板报上，开始被诗歌占领了大半。不明就里的人到学校来，一定以为走进了文科大学。

那是一个全民创作的时代，复旦中文系已经出版了《大学生》杂志，连师院都出版了《百草园》杂志。虽然文科学生出版文学杂志理所当然，但试想一下，一个十几块黑板报被诗歌占领的学校，也应该有一本自己的“刊物”吧。

我们的学生会主席，也是个文学青年，在体制内她是主席，骨子里其实也有些反叛。这本《逆光诗丛》里工作人员的名单中，就有这位主席的名字。

我们的诗刊就这么出版了。其实我不清楚当时的影响有多大，我只知道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特别自豪，好像完成了一个什么必要的仪式。后来，我知道诗刊其实有了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也从此有了学生刊物，到后来毕业后我还经常阅读印刷精美的《新上院》杂志。

写诗的那些日子，让我们这个反叛的时代，有了些许的温馨；让我们这个学生时代不谈恋爱的时代，有了对爱情的书面憧憬；让我们这些擅长数据和逻辑的学子们，有了以文字微妙组合乃至节奏表达感情的浪漫。

虽然那是青涩的，青涩到不敢回头再去看一眼。

那段前言接着写道：“一盏盏路灯，仿佛埋藏在夜的帷幕下的烁烁珠宝；我们又拾回了孩提时投向旷野的那串断断续续的口哨……”

这句话，现在来说其实才是最合适的，可那时候，我们却说出了一句数十年后才是最合适说的句子……

是的，那是一段中国有史以来最文学的日子、最诗的日子，那时候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一段写诗的日子……

新加坡，天乌乌

那天晚上，台湾群星在新加坡的一场流行音乐会上，众多“老将级”歌手中，忽然冒出一个腼腆的小女生，她叫徐佳莹。我是回家后才由女儿告诉我，徐佳莹是近年在台湾的选秀节目中崛起的一位创作型歌手。

之所以会和女儿讨论一位歌手，是因为徐佳莹当晚的演唱打动了我。除了她自己的创作外，真正打动我的，竟然是一首《天乌乌》。

徐佳莹在演唱这首歌前说，她要演唱一首新加坡的歌曲，孙燕姿的《天乌乌》。虽然这首歌曾经流行到我多多少少熟悉其旋律，但完整地听歌手演唱，这竟然是第一次。

徐佳莹的演唱非常到位，无论是开头的摇篮曲元素，还是之后叙事部分，一直到最后收尾，都表现出歌手对作品的理解。我回家后仔细听了孙燕姿的几个版本，觉得孙把歌唱浅了。

不过，我在现场听徐佳莹演唱的时候，脑子里却同时思考着徐佳莹的那句话：“新加坡歌曲”。



因为，歌曲将“天乌乌”做了摇篮曲式的编译，让我觉得新加坡的外婆们其实是拿台湾的歌谣来做摇篮曲的。这或许正是新加坡这样的移民社会特有的现象吧。而即使新加坡越来越建立身份认同的现在，流行音乐的市场特征，导致了迄今尚未诞生新加坡自己原创的摇篮曲。

不过，当我念叨着徐佳莹这句话回到家里的时候，才发现这首歌并非完全是新加坡的作品，除了原唱是孙燕姿外，作曲是本地音乐人李思菘，但这首结构巧妙的歌词却是一位台湾女子所作。

毫无疑问，这首歌曲的作曲是极富才华的，和歌词的配合到了完整无瑕的境地，而配器也非常精到。这首歌让孙燕姿从此大红大紫，也绝非偶然。

但和作曲相比，歌词除了构思巧妙，而且也很具有文学性。歌曲将一首台湾本土歌谣的“天乌乌，要落雨”，以外婆的摇篮曲来呈现，尤其是“天乌乌”的发音，像极了我们华人哄孩子时发出的音调。而一个小女生由小时候的回忆，转到了生活中的历练，让童年的温馨有了很好的对比，而童年的温馨又被描绘成女生心灵的抚慰，如果不是一句歌词的败笔，整个歌词可以说是完整的。

那句败笔的歌词是：“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 也要勇敢前进…”

因为单是“天乌乌，要落雨”这句摇篮曲，并没有“下起雨 也要勇敢前进”，也不含有所谓的道理。作者将这首原本具有生活历练和童年带来的慰籍之间的对比，硬生生地弄成了外婆的励志歌曲，把整个歌曲从头到尾成功营造的意境破坏殆尽，实在是太可惜了。

更有趣的是，其实台湾歌谣《天乌乌》并非是摇篮曲，而是一首彪悍的打架歌曲。

原曲描写的是一位阿公，在天快下雨的时候在田里挖芋头，不料却挖到了泥鳅。于是回去煮泥鳅，但和阿嫲为了究竟是煮淡一点还是咸一点吵了起来，最后两人还大打出手。这样说“也要勇敢前进”，倒也有另一番景致了（一笑）。

其实，我们大陆人很早就听过这首台湾歌谣《天乌乌》。当年有个台湾电视人“叛逃”大陆，就在央视唱过这首歌。东方歌舞团不知哪个歌手，更是将这首《天乌乌》唱到妇孺皆知，尽管我估计除了福建人，没人听的懂他们唱什么。

后来，我也听过邓丽君的版本，那就有趣多了。

其实，那首描写阿公和阿嫲打架的《天乌乌》，最后能变成孙燕姿的《天乌乌》，而且打架歌曲变成疗伤歌曲，只能让人佩服流行歌曲创作者的巧妙构思。但是，另一方面，也凸显流行歌曲作者在写歌词的时候，又往往缺乏文学素养，在短短的歌词意境中，也无法坚持到底，而出现众多败笔。这首《天乌乌》其实已经坚持到蛮后面了，其他很多歌曲的词作者，往往一开头就牛头不对马嘴，只不过很多歌手也属于无脑型的，只能欣赏几句歌词，而无法理解作品的完整逻辑和意境。

那天，徐佳莹在演唱中，表现最好的是结尾部分：

我现在 好想回家去
天乌乌 欲落雨
天乌乌 乌乌

为整个歌曲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也弥补了那句“勇敢前进”的败笔。和孙燕姿版本相比，徐佳莹多了那么一些眷恋，甚至是一种依恋。那不正是一个经历生活的女性，连爱情都无法滋润其创伤的时候，回到弥漫着外婆摇篮曲声调的家，不是一种最逻辑的结果吗？

徐佳莹好就好在去掉了孙燕姿版本中的那么一点“油”气，孙燕姿吐字发声太过模仿台湾腔了，那就不如直接听台妹唱罢。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

早晨，睡眼惺忪时，电话里得到了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去世的消息。这个将一家电子公司的市值超越资源公司美孚的神话般人物，即使在我们华人的心目中，也是那样的具有震撼力。

乔布斯和苹果那些时尚的产品连在一起，要不被关注也很难。但他的贡献其实被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语道破：“他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互联网装进了人们的口袋”。

中国的新华社当天就开始讨论以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中国何时会有乔布斯？新华社的意思是，乔布斯的创新精神，中国人什么时候才会有？

中国人中绝对会有乔布斯，也绝对会有Google的创始人佩奇，我毫不怀疑。但中国要是有了乔布斯，这个乔布斯能成为乔布斯吗？

我在电话中，即使睡眼惺忪也毫不费力的说了如下的话：“佩奇发现了一个搜索网页的方法，他很快得到了1000万美元去实现他的梦想，在其他国家比如新加坡，他不要说1000万美元，100万美元会有吗？”

朋友回答：“绝对不会有！”

是的，让我来回答新华社：“如果乔布斯或者佩奇在中国，他们也不会有这1000万美元。因此，有创意的乔布斯和佩奇在中国就成不了乔布斯和佩奇。”

创意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社会的事，它包括了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的观念，有了这个文化和观念，就会形成社会基础，比如就有了庞大的创业基金或风险资本。这些才是孵化创意的肥料。

很多人说，新加坡也有这类资金啊，中国也有啊。对，确实有，可这些资金到了乔布斯或佩奇那里了么？

是的，那是在美国，一个完全和我们不一样的社会。苹果、Google、微软、雅虎、亚马逊、英特尔、facebook以及Twitter，都是在美国诞生的，绝对不会出现在其他国家。

这就是美国的社会和美国的文化。

其实，新华社指责自己国家没有创意人才的时候，应该指责中国不是美国才符合逻辑。但是，仔细一想，中国本来就不是美国啊，中国有的东西，美国也未必有。

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一则帖子，说得是中美国宴的对比，说美国的国宴多么简单，好像就是羊扒加土豆，而中国的一道佛跳墙就需要很多珍贵食材，并制作好多天。

文章的意思是美国的国宴简单，而我们铺张。

如果我生活在国内，并接受这种西方一切都好的思维，也很容易有和他一样的想法。但我现在不是生活在国内，想法就不同了。

西方人做菜其实都很简单的。我女儿去瑞典当交换生，实在无法接受那种牛肉加土豆的食物，频频要家里给她寄好吃的东西。

看到美国白宫的菜单，其实白宫并非要简单节约，而是西方人的烹饪文化实在不如我们中国。我们中国用于烹饪的词汇有多少啊：但是用油的就有煎、炸、炒、溜、爆、氽、煸等，我估计英文里根本就没有这些词。

我们中国那么大，各地都有很多高招，各种吃法其实都很讲究。因此，我们办国宴展示一下我的食文化，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传言，说周恩来总理宴请西哈努克蟹宴。一道蟹肉连盘子都是蟹肉做的，让亲王大惊失色。

其实，就算是国宴也未必能涵盖中国的美食文化，因此美国副总统跑去市民的小吃店，欣赏中国道地的民间美食，其实也不必解读成什么轻车就简什么简单节约呢。

我们欣赏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时候，其实也不必妄自菲薄，我们的美食创新能力，不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吗？我们现在的广东菜占领了巴黎，未来也一定会占领曼哈顿的。或许，我们的美食带来的产值，远远超过美国那些科技公司也没准，吃难道不比手机重要么?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其实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们有我们的创新，他们有他们的，分工合作，又何必妄自菲薄？

中国文革后期舞台艺术片《百花争艳》

这部片子是中国文革后期拍摄的舞台艺术片《百花争艳》。片中的很多演奏家和歌唱家，现在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如闵惠芬、刘德海、马国光、吴雁泽和殷承宗等。当中的朱逢博在当时达到了其艺术生涯的最高峰。

电影名：百花争艳
导 演：傅杰 　　
上 映：1976年 　　
地 区：中国大陆 　　
颜 色：彩色 　　
类 型：艺术片

影片内容

　　影片选录了中国艺术团演出的主要节目：京剧《红灯记》，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的选段、选曲的演唱或演奏，鼓乐合奏《渔舟凯歌》，琵琶演奏《十面埋伏》，板胡独奏­《大起板》、《庆翻身》，笙独奏《大寨红花遍地开》，钢琴独奏《翻身的日子》，二胡独奏《江河水》、《赛马》，筝独奏《战台风》，唢呐独奏《百鸟争鸣》，笛子独奏《歌儿献­给解放军》、《运粮忙》、《苗岭的早晨》，男高音独唱《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丰收不忘广积粮》、《满载友谊去远航》，男中音独唱《献给北京的歌》、《大路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女高音独唱《请茶歌》、《可爱的祖国》、《人民公社是金桥》、《英雄的解放军》，舞蹈《草原女民兵》、《红绸舞》、《胜利花鼓》。

《雪白的墙》的秘密

意外看到上面那段视频的时候，我立即被电到了，好像一个深藏的秘密被人发现那样。

确实，那个时代的青年，谁不是被那种巨大的象征所感染并陷入更为巨大的思索的？当今天突然看到这位美少女在这里，朗诵着或许是她的父辈们时代的诗句，一种秘密被孩子发现的跼促，怎么会不油然而生？

是的，这首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从来就是一个刚刚走进童话里的少年的情感，那种社会正等待着深刻变迁的门打开时，站在门口那位少年的呢喃。那是怎样的一扇门啊，走过去，你或许就是居里夫人、或者就是雪莱、泰戈尔、或者加缪。那是刚刚经历了一个被彻底批判的时代，进入一个真正童话般的时代的一个少年的抒情。

那一年，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被拍成电影，邵燕祥的那首序诗写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去吧……生活中，我们将永远向前……”，以及电影的末尾，一位骑着自行车的男生追在载着女生的卡车后，他们喊着，要在国庆几周年的时候相见。

是的，就是那个充满着理想的时代，一个被科学救赎、又被文学浸濡的时代，那个充满着思辨和浪漫的年代，那就是一个工人刚刚为我们粉刷的雪白的墙——我爱雪白的墙……

那是八十年代初。

这几天，我正在阅读一本那个时代的长篇小说，是柯云路的《夜与昼》。这本以八十年代初北京官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现在读来格外有意思。因为当年读的时候，并不能真正进入李向南们的生活状态，毕竟北京是遥远的、被解放的干部们是遥远的、被解放的干部们的子女们是遥远的。

可是现在，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当初的祝词“祝你早日成为总理”正在实现。习近平不就是李向南么？

小说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现在或许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或者就在我们身旁，或者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是的，即使是那些高干，即使是当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不也和梁小斌笔下的少年那样，赞美着那雪白的墙吗？那个少年也站在那扇童话世界的门口，只不过，门那边，是他们理想中获得改变世界的权力。

那是八十年代初。

梁小斌的诗句中，“比我喝的牛奶还要洁白，还要洁白的墙”，蜡笔、“这上面曾经那么肮脏”，所充满的对秩序的向往，现在想起来，其实却暗含着巨大的讽刺。

很快，西方现代派作品跟随着梁小斌们随之而来，无论是《在路上》、《第二十二条军规》还是《等待戈多》，成了青年们在经历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乃至索尔仁尼琴的补课之后，所急需阅读的作品。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讽刺在于，当我们向往着国外的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最前卫的书，竟然就是这些痛批资本逐瘀的西方现代派作品，更为讽刺的是，当政府开始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首先清理的就是这些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派作品。

这就是我们那“站在地平线上，在白天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的“雪白的墙”吗？梦中的隐喻，没想到没几年，就成了永远的梦中隐喻。

那是在八十年代中。

接着，八十年代末尾，中国也有了幻灭的一代。当我们偶然在梦中想起那“雪白的墙”时，崔健已经在唱着“让我在这雪地里撒点野”……这不到十年的转变，这不到十年的觉醒，将我们的青春一分为二。雪白的墙，和雪地里撒野的我们。

同样是崔健，他在《花房姑娘》里，充满另外一种隐喻地唱道：

我想要回到老地方
我想要走在老路上
这时我才知离不开你噢……姑娘

是的，我们已经无法回到老路上了，尽管那里有一座雪白的墙，那曾经誓言“永远地不会在这墙上乱画”的雪白的墙。

童话的故事其实永远是简单的，一个孩子读了很多童话后，也可以随时给你编出很多的童话来。但世间哪有什么真正的童话啊。

到我们来到另一个国度，那却又是一番文化的景象。一位30多岁的男生，有一天录制了一段寓言，寓言说的是，一个“1”，不愿和另外一个“一”在一起，以组成“二”甚至是“十”。这个寓言的有趣之处，正是这个寓言产生在一个实用主义武装到牙齿的国家；而对一个来自被“白猫黑猫”得无以伦比的国家的人来说，正在思考着我们难道非得实用主义吗？

是的，一个“1”完全可以和“一”组成“十”啊，但为什么这个“1”要和那个“一”去合流呢？是的，理想主义者永远是孤独的，但理想主义或许也必须如那个男生说的，甚至必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放弃理想，很实用地去与哪怕自己不屑的人去合流，才有可能最后成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如张爱玲。但也可能永远地堕落下去……

而真正能够从不合流的人，而又能成为理想主义大家的，如梵高或曹雪芹，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真的能存活吗？

现在想起来，八十年代曾经给过我们如此巨大的能量，让我们可以轻视很多东西。要是那时候我们经历过了资本主义、经历过财富和奢华，我们没准当时就把这些一起给轻蔑了。但是，正如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诸多悖论那样，我们穿过雪白的墙的时候，却自然而然地对着雪白的雪地这么躺下去；而当我们开始了解西方文学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时候，当局把这些文学给封了。

站在童话世界门口的那个少年，终于在无数的悖论之后，看到了这位美少女，在音乐的伴奏下，纯洁无瑕地为我们朗诵了《雪白的墙》，让我们无地自容……

因为，这位洋溢着青春气息、有着灿烂笑容的姑娘，无意间翻出了我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