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不快乐

过去几个星期，因为来自上海的剧作家乐美勤在本地举行了一场题为“江青与革命样板戏”的讲座，引发了一些后续的讨论。这些讨论恰好让我们看到一些来自中国新移民的有趣角度。

联合早报副刊上个星期刊登一篇王嬿青的文章，谈的是张爱玲和汉奸胡兰成的恋情，但文章的开篇则是从乐美勤的样板戏的讲座开始的。王嬿青写道：

乐老师的父亲和弟弟在文革中被迫害，样板戏作为一种扭曲时代的政治艺术应该听起来是痛苦的。但事隔30年，当他和友人在毛里求斯非洲的天空下唱起“穿林海跨雪原”时，无尽的快乐清晰地荡漾在心头。他说：“我为什么快乐，我是不应该快乐的。”

我想，王嬿青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定没有意识到，她揭示了乐美勤的一个心理矛盾。明明是快乐，却自己对自己说“我是不应该快乐的”。前者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后者则是长期被洗脑后的意识形态作祟。

但以乐美勤这样一个在戏剧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来说，居然长期被煎熬成连快乐那么一小会，都会被意识形态监护着，这里的问题就非常有意思。

王嬿青这篇文章写的是张爱玲和他的丈夫胡兰成的爱情。在意识形态下，胡兰成是汉奸似乎也已经定论。赞美和汉奸的爱情，当然也是为社会所不容的。但是，王嬿青就这么写了下去，赞美了下去。

王嬿青应该是新新人类吧，没有了乐美勤的包袱。王嬿青没有这么说：“这样的爱情应该是丑恶的，但却又是那么美。”

王嬿青可以认为张胡恋无需突出那种意识形态和实际生活中的矛盾，但在乐美勤的案例中，王嬿青也似乎陷入了这种矛盾，即，“这是不应该快乐的”。

我很奇怪，江青再坏，会比汉奸还要坏吗？

无独有偶，联合早报编辑周兆呈也对乐美勤的讲座，发表了一篇评论，叫《错的不是戏》。这篇文章似乎想要洗刷样板戏留下的所有政治意涵。他说：“再强烈政治色彩的词汇，现在听起来也不过莞尔一笑而已，宣传和宰制的能量早已缺失，转化成为娱乐功能。”

他接着写道：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虽然可能痛恨当时的现象与作为，但是时代的烙印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成为他们的一种自觉。对他们来说，理智上很清楚是非与喜恶的分别，但是撇开政治标签之后，那些音乐、舞蹈、话语可能就简化成一种成长的记忆，如影随形。

这里，作者蛮横地为现在那些喜爱样板戏的人，做了一个结论，就是他们是痛恨那个时代的，但是现在之所以喜爱样板戏，是因为娱乐，或者被烙印成一种自觉。他这样的结论，有什么依据吗？我看不出来。

周兆呈和王嬿青相信都没经历过文革，但身在新加坡的他们作为新新一代来看样板戏，来看对中国带来巨大影响的文革，却不免呈现了现在的中国官方的说法。显然，他们对文革的了解，并没有脱离现中国当局的论述结构，因此，对乐美勤教授的讲座，作这番分割，就不以为奇了。

戏剧真的能和当初的历史相分割吗？

1974年，京剧《杜鹃山》上演。

《杜鹃山》中的柯湘的台词：“为土豪做事，就该挨革命的扁担？”引起了巨大的震撼。这等于是中共包括江青在内，为文革中遭遇冤屈的人们的平反。难怪连叶剑英看了《杜鹃山》都连连称好。

文革的群众运动，一度对那些为“敌人”做过事的人，施以“革命的扁担”，《杜鹃山》的这段戏，对人们的感动，是无法抹去的。无论是戏剧冲突，还是现实冲突，这段戏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但是，《杜鹃山》并没有对“革命的扁担”一味苛责，通过雷刚的一句话“我犯了共产党的王法”，做了新的论述。这也让当年挥舞“革命扁担”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有了下台的通道。

你是无法将当年的样板戏和它所处的背景所切割的。艺术和政治，从来也不可能切割的。即使乐美勤在进行样板戏讲座的时候，他也清楚表明，他之所以研究样板戏，目的就是要“否定文革”。

尽管我对乐美勤教授将学术研究作为政治论述目的颇有微词，但同样的，周兆呈和王嬿青努力切割，在乐美勤教授的表述下，是多么的苍白和无力。

周兆呈文章中，提及他两度在新加坡看到的《智斗》的演出。他说，如果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革命样板戏”对中国人的影响，应该不为过。

但是，作者完全没有体会到这段《智斗》所蕴含的艺术魅力。作者也没想过，那么多样板戏，为何独独《智斗》获得如此的亲睐？这不是什么“革命样板戏”的影响，而恰恰是艺术的不朽之处。

《智斗》是描写的一个江南精明的阿嫂，如何对付外国留学回来的才子的故事。阿庆嫂这样的精明阿嫂，在江南一带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果不是用在和敌人斗争，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在当时的环境下得以艺术表现的。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当时的《沙家浜》的编剧是汪曾祺。汪曾祺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相信无人否定吧。正是他，以高超的艺术功力，写下了《智斗》的不朽篇章。这样的戏，即使不是样板戏，照样会流芳百世。

但周兆呈却忽略了《智斗》的高超艺术素养，归结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革命样板戏'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极为不准确的。

乐美勤来自文革时代，本人也曾担任过样板团的团长。他对样板戏的五味杂陈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资深艺术工作者来说，半个世纪过去，尽管在文革是坏的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强烈监管下，还是在“穿林海跨雪原”声中得到了快乐，相信这是一个艺术工作者的真正感受，一种突破了意识形态说教的艺术的触觉。而这种艺术又是和当年的政治氛围是难以切割的。

这是全部问题的本质。

样板戏是京剧的一部分，和任何一出经典的京剧一样，都立体地全息地包含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你根本无法切割。当你为此快乐的时候，你实际上也为当时的激情甚至政治氛围所快乐。如果你要切割这种快乐，那不快乐的必然只是你自己。

对于新新人类来说，不应该想当然地做这个切割那个切割，而应该以历史的真实，去了解样板戏作为京剧一部分，对民众影响的密码，这才是对历史的更多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