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断想

六四周年又要来了，当局照样紧张一番。想必网上也会热闹一阵子。今年是20周年，又有赵紫阳流出的口述自传出版，当然让这每年的纪念日，在今年变得更加不同。

过去20年，我也一直回忆起六四的情形，感到非常惋惜。因为当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同期的台湾。

当时的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界的言论之大胆、言论范围之广，以及深度之深，都超过了当时的台湾，甚至香港。一场六四，让中国知识界的伟大启蒙运动嘎然而止。但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过去20年，对六四问题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现象，民运人士一直在唱着平反的调子，而共产党方面似乎把六四的话语权拱手相让。这种怪现象，显然降低了社会对六四的关注度，当然也无法对六四展开反思。

记得1989年6月4日早晨，我起床后就听说北京下手了。上海的交通中断了，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北京镇压。我看到马路上很多人在步行，因为学生封锁了道路，职工们被迫用步行前往工厂机关上班。

后来，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称“六四是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总会真相大白的”。

而学生们也觉得无趣，因此工人们上街清理马路，交通很快得到了恢复。朱镕基在电视上高兴地宣布：“现在，我可以抓生产了。”当时，绝大多数上海市民都不知道，朱镕基当时已经是上海市的第一把手了，因为市委书记江泽民已经悄然上调北京，出任总书记了。

当时，朱镕基这句“六四是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总会真相大白的”，被境外媒体抓住后大做文章，称朱镕基是话中有话(朱镕基后来为香港媒体长期赞扬，很可能于这句话有关)。朱镕基后来不得不在电视上说：“六四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了……”

当时的上海，对北京传来的消息，基本上还是来自官方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每天央视都会报道天安门学生抗议的新闻。最煽情的是，有一次《人民日报》刊载长篇报道，报道北京的一次游行。

在上海，影响最大的是江泽民下令撤销《世界经济导报》主编钦本立的职务，而《世界经济导报》也遭停刊。《世界经济导报》当时的影响力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阅读的报纸。

我记得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公开为市委的决定辩护。很多人因此对陈至立印象不佳，但却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至少她在捍卫她的职责，她没有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日子里，圆滑地处事。

但是，《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发生，导致上海后来在媒体方面的影响力一落千丈，迄今未能复原。而广东媒体的崛起也是在那之后才有的事。

江泽民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六四高潮时，他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遭到赵紫阳的批评，但他显然也不清楚北京发生了什么。我记得当时上海电视台的新闻中，他在和知识界元老(记得苏步青在场)的座谈会上说：“不要说你们，我是政治局委员，我也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

江泽民在前往北京出任总书记最后一次在上海电视台露面，是委员长万里出访回国时，江泽民、朱镕基，好像还有当时的人大主任叶公琦，一起去机场迎接。

六四还让我第一次了解了台湾媒体。我记得当年学生占领公交车时，就不断播放海外中文媒体的报道。当时的所谓海外中文媒体，一个是美国之音，另一个就是台湾的自由之声。但自由之声放出很多的假消息，最离谱的就是说“邓小平死了”。直到后来，我真正了解到台湾媒体一向造假的时候，才理解六四时的台湾媒体在干什么。

上海的六四肯定不如北京激烈和肃杀。记得6月6日，我的一个徒弟从大连回来，见到我就惊恐地说，他去北京了，差点死掉。我赶紧问怎么回事。他说，他在大连出差完成工作后，决定去北京看看学运，于是坐夜班火车，抵达北京站时正好是6月4日凌晨，他急急忙忙走到前门，看到很多戴钢盔的解放军。一名战士端着枪，对他大吼：“滚！”他立即就拼命跑，他说他一边跑一边觉得自己要被枪击了。

还有一名同事回来说，他当时在北京出差，住在六部口的旅馆里。3日夜间听到枪声。我记得他有说旅馆里有人因为在窗口往外看，遭到流弹而倒下，但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当时很多话其实都不可信。记得有个人对外国电视记者说：“天安们血流成河。”但后来证实天安门并未发生流血事件，这个对外国记者言过其实的人，据说后来被捕。

六四期间，我是个逍遥派，天天打麻将。打麻将的同时也会瞄一眼电视，什么赵紫阳会见世界银行发表讲话啦，戈尔巴乔夫到访啦，等等。但我也经常听到来自北京的消息，如天安门广场完全被学生控制。无论你是谁，没有学生证就不能进。我还听说，学生代表和中央谈判，好不容易谈成的协议，到了广场就被学生推翻了。有人说，学生代表无法代表学生，使得中央和谈判代表达成的协议屡次成为废纸一张，也许是中央最后觉得应该镇压的原因之一。

但是，你一开枪，我们大家本来并不太关心的就感到很气愤。你怎么可以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枪呐。当时坊间有人说，连日本人都没把坦克开到天安门。

但当时遇到一名军队的离休干部，他对我说：“你想想，解放军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中都能冲上去。为什么他们从六部口到广场要走那么长时间？”

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后来记不得什么时候看到电视里有播映，一名平民用身躯挡住解放军坦克列队的行走。据说，这个片段感动无数西方人。但我当时也想，解放军没有开枪啊。

这只不过是我们对六四无数前因后果的争议之一。但是，事实上，海外媒体对六四的说法也早已意识形态化了。如当时六四最后和刘晓波他们绝食的台湾歌手侯德健，因为说了“天安门没死人”，饱受抨击，最后甚至遭到好友罗大佑痛骂“干你娘”。可见，当时对六四，说真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现在，海外舆论通常把六四说成要求民主、要求新闻自由等等。但海外媒体对六四的报道真的是秉承了真实吗？真的是新闻或言论自由吗？我看也未必。最近香港发生的两件事，不是很好的说明吗？

现在讲到赵紫阳，就是六四的同义词。但其实，六四最初的时候，学生反的就是赵紫阳。六四初期，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第一次记者会，学生就是拿着赵紫阳打高尔夫球的照片，质疑赵紫阳腐败。

六四最初喊的口号，包括“打到官倒”，其实就是有赵紫阳的子女在内。此外，最近公布的赵紫阳口述传记，称当时物价闯关是引发六四的原因之一，是真实的。当时确实民众对改革不满不适应，才导致六四的爆发。

所以说，六四的爆发其实是反改革的，如六四最有名的一句话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就是指的不满当时自由经济导致一些人致富。

但是，现在香港和西方媒体完全没有指出这一点。

六四运动的转折点是人民日报社论，即四二六社论。社论指学生是动乱。这激怒了学生们，也将运动转向学生有没有上街的自由，转向新闻自由和民主诉求。这也是为什么六四运动从反改革一夜之间成为要改革的原因。而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也从开始被学生批评，变成学生的支持对象的原因之一。

但是，平心而论，要说六四运动是反改革也不尽公平。因为要求官员不要经商，自己不要官倒，其实也是可以归类于民主的范畴之内。

赵紫阳对和平解决这次运动充满希望，但邓小平显然需要发出信号，我们不能和你谈判。刚刚在宪法中废除“四大自由”的邓小平，其实是很不喜欢学生运动。邓小平的这个性格，其实一直可以追溯到1957年和1966年。

了解邓小平的人应该很清楚，学生运动肯定会被打下去的。但是赵紫阳的观点，阻碍了邓小平行动的实施，因此，之所以拖到6月3日才解决问题，是因为中央先要解决赵紫阳问题。

现在想来，邓小平最喜爱的两员大将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因为学生运动而下台的。但正是这两位盟友，协助邓小平实施了改革。这正是历史的悲剧。

我自己对胡耀邦的印象一般。当时他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共主席，我觉得是没有正当性的。虽然后来知识分子特别赞赏胡耀邦，但我也记得，胡耀邦如果有最大的权力，香港回归后，可能会实行社会主义。后来邓小平拍板让香港保留社会主义(即著名的一国两制)，才没有实行胡耀邦的诉求。

胡耀邦当年鼓吹大家穿西装，鼓励大家多消费，都是和中国民间传统理念相违背的，因此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我看并不是那么被看好。

赵紫阳是个经济专家。他在四川就有“要吃米，找紫阳”的美誉。他后来进入中央接替华国锋担任总理，可说是有相当的民意基础。

赵紫阳最辉煌的时候是十三大结束的记者会。当时赵紫阳率领新常委们，手上端着葡萄酒，新闻记者们围成一个圈，赵紫阳就这样一个个回答记者的问题，现场不断发出爆笑声。

赵紫阳的这个记者会不但让西方媒体感受到了中国的开放诚意，也让中国的百姓感到在自己的领导人如此具有风采而宽慰。

但是，现在想来，赵紫阳当时大力施行的“三来一补”的政策，一味模仿新加坡和香港的做法，是不是合适，值得探讨。但是，赵紫阳的改革显然让普通民众无法适应也是一个事实。因此，就我自己在当时听到的基层的反应，我想赵紫阳早晚会下台的。

六四其实就是不满改革出现的利益重新洗牌才爆发的，因为知识分子发现，“万元户”的社会地位超过了自己，于是进行抗议。后来转向了民主诉求，其实也是出人意料的。

我感到困扰的是，北京为何不能理直气壮地将六四的前前后后拿出来讨论，我想，除了开枪是极大的错误(马英九说这属于处理群众运动经验不足)外，其他部分开放讨论只会为自己加分。但是，你禁止讨论，就变成海外尤其是香港人的论述成了六四的主流，这形成了新的一家之言，有些得不偿失。

六四带来最大的灾难是思想界的沉沦。现在什么于丹余秋雨之流当道，而当年的作家思想家们也渐渐式微，这是令人遗憾的。北京当局也有意无意地“赎买”知识分子，导致中国过去20年没有思想的火花，没有令人震撼的文学作品，这是最令人遗憾的。

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宣布继续展开改革。但是，那只是经济改革，整个八十年代对政治改革的先导性准备全部不再出现，十三大的很多理念被束之高阁。最典型的是，1989年起草完毕的《新闻法》，迄今没有付诸表决。

历史的缺憾是永远无法再来一遍，但是作为当时的经历者和后人，我们首相应该厘清真相，了解因果关系，才是正途。

六四死难的学生们，他们因为一腔热血被枪打死。但是，如果他们的死，变成了少数人的资本，他们死的是不是值得？但是他们的死，如果能为中国人民带来反思，我想，这才是对死难学生们的最好告慰吧。

正确对待历史，厘清历史，不要从一种形态的垄断转变成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垄断，是评价六四最需要注意的。

我们应该欢迎北京当局理直气壮地地表达看法，北京也应该欢迎反对派表达观点。我们应该支持香港学生会会长表达观点而不会受到罢免的待遇，特首曾荫权同样也有权表达自己的看法。

只有让大家把话说透，真相才能明晰。在这个意义上，“平反”这种封建思维是没有意义的。

我真心希望，我们的知识界和文化界，能回到1989年6月4日前。那是怎样的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