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知识面
上个星期天开始，新加坡一份中文报纸忽然连续发表长篇文章，大肆称赞台湾的赖声川在新加坡华艺节演出的一出话剧《宝岛一村》。除了四位报纸工作人员的文章外，外有一篇刊载在言论版的文章。
除了其中一位是属于戏剧评论外，其他四篇都不是戏剧评论。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激动呢？原来他们看了话剧后，大谈台湾的一个社群——眷村。
我大吃一惊，如果他们以前都知道眷村的议题，在没有叙述话剧的艺术表现力时，却忽然大谈眷村，我想，他们很可能是通过这出话剧才了解眷村的。要知道，他们可是本地报界的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报道两岸事务的媒体人。
眷村是个新鲜话题吗，值得因为一部戏剧就如发现新大陆吗？当然不必。
我虽然以前生长在大陆，但自从来到新加坡后开始了解台湾问题。你要了解台湾问题，怎么能避开眷村呢。单说蓝绿争斗，蓝营的铁票在哪里，在眷村啊。你要是报道台湾选举，就应该立即知道眷村是怎么回事。
眷村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根本不用赖声川来告诉。国民党军队逃到台湾，他们和眷属住的地方就是眷村。这些人原先以为很快会打回大陆，不料却再也回不去了。由于他们原先一心想回大陆，因此在台湾就被视为外省人，也就是本地台湾人视他们为大陆人。后来两岸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他们一到大陆，大陆人称他们为台湾同胞。
眷村典型的特征就是，在台湾他们是大陆人，在大陆他们是台湾人。最有名的例子是马英九的老爸马鹤龄，到了大陆被盖章“台湾同胞”，才惊觉自己其实是台湾人。
台湾在1983年有部电影，叫《搭错车》，里面的歌曲特有名，如《酒干倘卖无》、《请跟我来》等。这部电影就是描写的眷村的故事，而且还有眷村被拆迁的故事，以及拆迁后又回来看的故事。
所以，按理说，对两岸问题较熟悉的人，应该是非常熟悉台湾的眷村这个课题的。不仅如此，不但是台湾有眷村，大陆也有眷村。解放军打仗打到一个地方，占领了这个地方，就有了部队大院，全部住的部队的眷属。北京王朔写的故事基本上是北京“眷村”的故事，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也是“眷村”长大的。别告诉我驻北京记者没读过王朔。
但我这次看了本地华文报的那些文章，我才发现，本地那些我原本以为应该很熟悉两岸事务的人，原来对眷村感到那么新鲜，以致不惜笔墨，大谈眷村的来龙去脉，仿佛要给人扫“眷村”的盲，仿佛发现了新大陆。
这些文章对台湾问题认识之肤浅，令人实在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比如，早报星期天李气虹的文章说：“本土意识不断高涨，加上大陆封堵台湾的国际空间，‘中国’在岛内演变成一个妖魔化的概念；原本来自五湖四海、夹杂南腔北调的外省移民，逐渐被贴上‘外省人’的单一标签。”
这说明他完全不了解眷村问题的实质。实际上，外省移民并非“逐渐”被贴上标签的，而是他们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暂时住在台湾的，他们认为自己马上要打回大陆的。所以他们后来回大陆被称为台湾同胞，内心还很不高兴。
因此，贴上“外省人”标签的不仅仅是本省人，也是他们自己。这才是“眷村”问题的实质。后来，这些外省人发现自己在大陆已经成为了“台湾同胞”，加上后代对台湾的融入，以及政府放弃反攻大陆，才渐渐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了改变。因此，一不是“渐渐”，二不是别人称他们而是他们自己向来就称自己是“外省人”。
韩咏红在讲《宝岛一村》的文章中写得再明白不过。她说：“当新加坡观众在演出后起立鼓掌，在观众席上空回荡的情绪已超越了演出的内容，还承载了本地华人群体对自身历史的情感想象。 ”
韩咏红的文章也不是一篇戏剧评论，而是说的因为这部戏，让新加坡人想到了自己。我纳闷的正是这一点，新加坡人以前不知道有眷村吗？如果早就知道有眷村，又没有谈及戏剧的艺术表现力，那这样的感动又从何而来。
其实，眷村课题，对于两岸事务来说，应该是个入门的知识。比眷村更容易动容的是，在泰北边境一帮国民党兵的遭遇。那里有一个“海外眷村”，后来罗大佑曾为之写了《亚细亚的孤儿》一曲，台湾也有电影《孤军》描写他们。台湾眷村再怎么，也有中华民国的国籍。泰北国民党眷村，他们现在可是想去台湾都去不了，而且还是没有国籍之人，包括他们的后代。
要说感动人，泰北眷村不是更感动人吗？或许，对于一些人来说，只有等到赖声川搞个戏剧介绍泰北眷村，他们才会被感动吧。
这次在报上大张旗鼓赞扬《宝岛一村》，意外让我发现，原来一些知识分子的知识面是很狭窄的。如果我和他们在媒介上讨论两岸关系的时候，天知道他们懂得些什么，他们甚至很可能不知道台湾有眷村，以及眷村后面包含的含义。
如果不是赖声川来演戏，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
图为泰北“眷村”，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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