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创作窘境

上个星期，我去南大孔子学院出席了一个文学颁奖会，“南洋文学奖”颁奖典礼。虽然这未必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奖项，但新加坡还有人在文学做事，这本身具有很深的寓意。

这次获奖的有两位，据联合早报的报道，颁奖词说：“评委会认为，他们两位文坛前辈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多年来他们在推动新加坡华文文学这方面不遗余力，他们多年的努力不懈是一种难得的对理想的坚持，实践起来十分不容易，值得我们肯定。”

至此，“南洋文学奖”创办以来共有三人获奖。有趣的是，第一位获奖的是一位在研究新加坡马来西亚文学历史上较有影响力者。

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这三位获奖者虽然都有作家的头衔，也出版过一些作品，但三人却都是因为“推手”而获奖的，而不是因为其某篇作品带来了多么有意义的影响而获奖的。

文学奖原本是奖励文学作品的，本身是个推手。但推手奖励推手，这却无意间凸显了新加坡作品缺乏的窘境，同时正好说明推手起到的作用似乎并不大。

如果一个文学社会，推手推了半天，只能让推手来得奖，而却不见有了好作品的作家来得奖，这个社会的文学创作水平可想而知。而这正是这个奖项透露的真实无误的讯息。而“南洋文学奖”没有将这个奖项颁给“矮子里的长子”，宁愿颁给“推手”，也是智慧之举。

那天的颁奖礼上，南大前校长徐冠林的一番演讲却发人深省。他认为，新加坡正面临经济的转变中，这种转变其实需要文学创作的繁荣。徐冠林没有按照官式的捧场来发言，而是直接提出了新加坡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在这个场合，其实也是一种警醒。

那天，梁文福用了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和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来分析歌词反应的时代变迁。我得感谢文福，让我第一次知道这首陶喆的作品。

我在提问时段问道，陶喆这首歌其实是对《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批判，其实倒推30年，当时的《恋曲1980》就是质疑了传统的爱情观：“永远是什么？”陶喆的歌正好延续了30多年来，台湾流行音乐的批判精神。

我对台上的作家们说：“没有批判就没有文学。”

我的提问已经不重要，除了梁文福坦率地说出“新加坡人不习惯较为激烈的表述”让我信服外，其他的表述并不令人惊讶。我知道，批判不仅仅是政治的，政治的批判是最容易的批判，而文学的批判才是批判中最难的。

那不仅仅需要胆识，更多地需要人格和素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远离政治”，才说得通。